2006年，离开北京十年的建筑师李虎从美国回到中国，惊讶于自己感受到的变化。
“当时刚回国不久就呼吸到雾霾，看到城市缺乏公园与自然。教育越来越程式化，缺乏自由。”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李虎说，“似乎漫天遍野都是人类在居住，坐飞机就能看得很明显，无处不在破坏，从北京到南方一路都是雾霾。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原有的城市建好，而不是建造更多的城市。如果城市能够更加怡人，才能更好地面对自然空间。”
李虎与美国建筑师斯蒂文·霍尔合作十年的经验。那一代美国建筑师以及纽约曼哈顿城市，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李虎看来，中国建筑师拿到一个建筑项目，要比美国同行面临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和更复杂的环境，以及业主不断变化的需求。而究其背后，又意味着更复杂的社会变迁。
“但建筑落成后不可能一直变，需要有开放性去适应周围变化。这对建筑师来讲是最大挑战。”李虎把自己视为观察者，下意识地观察和寻找问题与矛盾，探究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究竟在呼唤什么，聆听隐藏在其中的需求。
2010年，李虎与妻子黄文菁合伙创建的OPEN建筑事务所参与了万科集团为政府代建的北京四中房山校区项目——这个被黄文菁称为“最复杂的建筑类型”，成为他们获得建筑领域系列荣誉的开端。
“最美中学”
位于北京西南五环外的北京四中房山校区，自2014年秋季落成开学以来不断引起媒体关注，“最美中学”、“中国式田园学校”的赞誉，让这所中学成为建筑界和教育界的关注焦点，也让它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绿色三星认证的中学建筑。
它的建筑风格迥异于同类。俯瞰呈多出一条横线的“王”字形建筑体仿佛悬空而建，与绿色植物、草地、菜园相互穿插。从大门进去，如果沿着动线往上走，会经过马路般宽阔的走廊、穿过一座座教学楼。往下走，则去往大操场。“我们把一些大的异形空间压到了半地下，把标准空间，比如教室、实验室放在上面。”李虎说，他们最初是希望尝试两个方向，“首先希望可以让教育融入自然，毕竟都市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在有限空间里如何为师生接触自然创造机会；另外，建筑如何让他们在更加自由开放的环境里学习。”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的建筑在首层试图创造一种城市街道的体验。学生、老师和员工在主要街道上走来走去，周围就是报告厅、操场、食堂、竹园。楼上是一间间重复的教室，走廊交流空间像大河，将上课、下课的学生汇聚起来。大河中还有些异形的小岛屿，为学生创造半私密的角落。
这些宽阔的走廊公共空间在这两年里得到充分利用，有的地方做成科普园地、有的做成开架图书馆，校长还把语文课堂设置在其中。李虎认为，房山校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建筑，而是像一座微型城市，“里面充满了开放性，可以赋予人自由活动的意识，空间功能在不断变化。”
做出这样的设计，缘于李虎当年为女儿考察小学时的经历，传统的学校刻板保守，有名气的国际学校则有很强的压迫感，某种程度上更加保守。他开始想，一个理想中的校园是什么样的？他想起2009年参观葡萄牙波尔图歌剧院时，音乐厅空间的侧墙上有一个巨大玻璃窗，那是专为让买不起音乐会门票的人设立的窗口。如果有一个理想校园，李虎希望它是可以创造“第二自然”，一个开放性的田园学校。
四通八达的多层地面、菜园屋顶、自由穿行的每一个空间，都没有因为“便于管理”这样的常见理由而被锁上门。北京四中的师生一起灵活利用建筑空间，他们把可以容纳八百人的食堂在不吃饭的时候变成了自习室，教学楼之间宽阔的走廊被做成科普园地、图书馆。
建筑本身也在推动着老师们动脑筋改变使用空间的方式，甚至改变教育方式——于是形成了建筑与使用者相互促进的生动关系。“学校可能是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因为很多人需要花很多年在里面。”李虎一直相信，对学校而言，软件和硬件其实同样重要，因为建筑会影响人的行为，“建筑空间潜移默化、实实在在地编织着人的行为，拘谨的建筑与自由的建筑对于长期处在里面的人来说，肯定有不同的影响。”
聆听时代需求
北京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李虎认为，只要看住在这里的人们都在吐槽些什么——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生活不够便利。在美国读书时，他就用影像装置表达了对北京北二环问题的思考并因此获得毕业论文评委的赞赏。2009年，事务所做了一个研究项目“二环2049”，设想将二环高速路所占用的宝贵土地变成一个环状的“中央公园”，同时插入城市严重缺乏的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李虎强调，他始终都愿意从城市角度来看建筑问题，“二环本身就是北京的城墙，如果当初推倒就建成公园而不是环路，那会有很大的变化。北京像是空心的面包圈，城市活动集中在二环到三环，中间是故宫，所以二环刚好是都市生活的中心——并不是以轴线为中心，而是环线，那么我们的城市中心为什么要是条高速公路呢？”
他认为时代所“呼唤”的，正是历史多次在强调的人文自由本身，只不过被淹没在主流的商业、资本、政治中，很容易被创造者遗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城市并不美好，恰恰就是因为推动这些变革的力量不是从追求美好生活出发的。”李虎设计时都会考虑一个问题：一群理想状态中的人该如何共同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建筑的潜力
与国内很多优秀同行一样，李虎在言谈之中总会透露出非常强烈的反思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
他提及从战后到上世纪60年代西方经历现代主义变革的历史阶段，拉美许多国家、日本同期的新陈代谢派建筑师都在积极参与城市建构——社会迅猛变化发展，看似与中国近一二十年的表象类似，但以建筑师、文化学者为主导还是以房地产、意识形态为主导，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的建筑本可以逐步发挥出来对社会、对城市的巨大变革潜力，还没来得及酝酿和爆发即转入表皮、美学、精致等浅层但顺应市场潮流的追求，或转入乡村而规避来自参与城市与公共建筑所不得不面临的巨大挑战。”李虎在《应力》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经历了几乎与西方同步的现代主义阶段，而我们至今还没有迎来现代主义精神。”他这样写道，“现代主义是一场精神的变革，不是被通常所歪曲理解的一种建筑风格。”
“大变革还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不必成为小清新，而可以动手开始小变革。从一个建筑开始，一个街区开始，开启一个包容、开放和自由的空间文化。挑战我们既有的观念，开启新的建筑类型。不再去简单复制某些引进的既有空间模式或者建筑类型，无论它曾来自何时何地，因为此时此地，我们需要的已经不同。”他认为，现在如果建筑师参与塑造的是“城市形象”而不是“城市空间和文化”，那么就会令建筑本身失去意义，变得空洞无物。
他把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时代形容为“前所未有的神经错乱”，因为在互联网、全球运输的发展之下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共享同样的信息、生活，但是实际上每个区域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时期之中。一方面人们关注着无关紧要的娱乐八卦，一方面则选择性地忽略掉很多残酷现实的事情。这样充满戏剧化的世界，反而需要促进人们更多地思考，更努力地创造。
“做建筑真的很难，要面对各种压力、不断变化的情况，又要让自己回到无知状态，每天都在观察和研究，渐渐也学会享受这种痛苦。”他笑着说，“中国社会相对于欧美而言生活变化速度更快，有时候甚至找不到可以参考的案例，所以需要从学习到超越，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创造独特建筑类型、建筑语言的机会。”
“建筑师要找到发展与个人追求的利益平衡点，这些不一定是矛盾的。”李虎说，他所能找到的平衡在于，“既不简单地谈论理想主义，也不简单地服从资本。”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