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考虑重修被炸弹摧毁的英国下议院时表示：“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塑造了我们。”
70多年后，他无疑会高兴地得知，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的很多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观点。
例如，我们现在知道，建筑物和城市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幸福感，我们大脑海马区的各种专门细胞也适应了我们所居住的空间的几何形状和组合。
然而，都市建筑师往往很少注意到其作品对城市居民的认知潜在影响。他们往往希望设计出一些独特和具有个性的建筑物，而没有考虑到这些建筑物对与它们朝夕相处的人的影响。不过，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
图注：对于东京等大都市，其布局设计、绿化景观、视觉吸引力等均对居民的心理有影响。
英国诺桑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研究建筑与认知科学的露丝·达尔顿（Ruth Dalton）表示，对于如何设计住户友好的建筑，“已经有一些非常不错的（基于证据的）指导方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建筑师选择忽略它们。”
上月，在伦敦召开了第二届“意识城市大会（Conscious Cities Conference）”，会上讨论了认知科学家如何让自己的发现更容易为建筑师所接受。众多建筑师、设计师、工程师、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参加了这个会议，虽然他们观点的碰撞在学术层面上越来越频繁，但两个学科的融合在实践中却很少发生。
大会发言人之一、专门从事社会化住房设计的建筑师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表示，一些心理学的发现可能会改变今后城市建设的面貌。她说：“如果科学可以帮助设计人员发现优秀设计和工艺的价值，那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很可能改善建筑和环境的质量。”
图注：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监测摩天大楼等城市结构对市民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的生理性影响。
例如，更深入的跨学科互动将减少恐怖建筑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这类建筑如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圣路易斯市的帕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 公寓群，它共有33座毫无特色的公寓楼组成——由负责设计世界贸易中心的建筑师山崎实(Minoru Yamasaki)设计——因犯罪频发、环境肮脏和社会性功能障碍而臭名昭著。批评者认为，现代主义高层建筑群之间的空旷地带妨碍了社区意识的形成，特别是带来了犯罪率的上升。最终，帕鲁伊特伊戈公寓群于1972年被拆毁。
帕鲁伊特伊戈公寓群不是一个特例。在那个时代，现代主义住房项目的设计往往缺乏行为学理论的指导，巨大的社区和不合理的公共空间让居民产生隔离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感觉到——如在这样社区长大的英国污水处理师泰尼?特帕(Tinie Tempah)所说的——好像它们是专门“为你的不成功而设计的”。
今天，归功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样的城市环境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更能对人的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各种可佩戴设备，例如可监测皮肤电导（生理唤醒的标记）的手环，能监控受试者情绪状态的智能手机应用，以及能测量大脑活动的脑电波头盔。
图注：美国圣路易斯市帕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 公寓群的设计因导致社区间疏远和种族隔离而受到批评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研究建筑设计对心理影响的科林·埃拉尔（Colin Ellard）指出：“这让我们掌握了一些过去难以获得的信息。当我们调查城市环境带给人们的压力时，他们会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当我们测量他们的生理学指标时，发现他们对城市环境的反应特别强烈。关键是，生理状态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之一。”深入研究这些生理反应，可以进一步了解城市设计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埃拉尔从几项研究均获得的一个相同结论是，建筑物外观对人们的心理有强烈影响。如果建筑物外观复杂而有趣，会带给人们积极的心理影响；如果它是简单而单调的，则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例如，他让一群受试者走过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家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长长和被烟熏黑的玻璃门时，手环读数和现场情绪调查发现，受试者的兴奋程度和情绪状态急转直下；同时，他们加快了步伐，好像急于离开这个“死亡地带”。但时，当他们经过一排各具特色的餐馆和商店时，他们重新变得兴奋和振作起来，称自己感到更有活力和更易被周围环境所吸引。
在曼哈顿开展的研究中，作家兼城市专家查尔斯·蒙哥马利（Charles Montgomery）与埃拉尔进行了合作，他表示这是“新兴的街道心理灾难”。他在他撰写的《欢乐之城》（Happy City）一书中警告称：“随着原来处在郊区的大型超市开始占领城市中央地带，原来各个街区具有特色、出售摆设的各种小店被单调而冰冷的大型建筑和超市所取代，这实际上让街道远离了欢乐。”
另一个经常被研究者反复提起的发现是，居民接触林地或公园等绿色空间，可以减少城市生活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
在多项调查中，温哥华一直被列为最宜居住城市之一。为了让居民能接触绿地，该市调整了有关市区建筑的一些规定，要求确保居民能方便地欣赏到北面和西面的山脉、森林和海洋。除了让人精神焕发，绿色空间似乎有助于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2008年，一项有关英国人口的研究发现，在更多绿地的地区，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显著不那么明显。而通常，一个人所处在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患上循环系统疾病的风险越高。
图注：温哥华等城市的设计和建筑政策充分利用了附近的自然绿化带，在调查中经常被评为宜居城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解释是，自然环境的视觉复杂可以充当一种精神安慰剂。这符合埃拉尔在曼哈顿市中心开展试验的结果，以及2013年在冰岛开展的一项实验的结果。冰岛的实验采用了虚拟现实（VR）技术，参与者观看了各种住宅街景后，发现建筑风格最多样的街景最让人感到兴奋。另有一项研究也采用了VR技术，其研究报告于今年发表。该报告称，与具有尖锐边缘的长方形房间相比，大多数人在具有弧形边缘和圆形轮廓的房间中感觉更好——尽管试验参与者中的设计专业学生做出的选择相反。
城市设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美学。许多研究表明，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增加一倍，同时，患上其它精神障碍（如抑郁症和慢性焦虑症）的概率也更高。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诱发因素可能是被研究人员称为的“社会压力”——社区中缺乏社交联系和凝聚力。德国海德堡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安德列亚斯·迈耶-林登伯格(Andreas Meyer-Lindenberg)的研究表明，城市生活可以改变一些人的大脑生物学特征，导致右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C)和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的灰质减少，而之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两个区域的变化与患者早期生活的紧张经历相关。
这听起来违反直觉——因为人的绝对数量越多，产生社交互动的概率越大。虽然这表面上可能是正确的，但那种对于人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有意义的社交互动并不容易在城市中发生。现在，许多城市专家认为社交孤立感是导致许多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建筑设计消除这种社交孤立感，让建筑物以某种方式鼓励人们进行社交互动？
首先进行这一尝试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者和人类研究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他建议城市规划人员在公共空间中合理安排各种设施，让人们在空间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加他们相互之间交谈的可能性，他将这一过程称为“三角效应”。
1975年，由怀特一位同事创办的“公共空间项目（the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改变了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的使用方式，在其地下室大厅的紫杉树旁边安放了一些长凳（而不是管理人员用于驱赶人的锥状物）。建筑公司Snohetta也遵循类似原则，在时代广场上安放一些大理石长凳，让这个曾经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的纽约标志性街区成为行人的天堂。
公共场所的增加不能根除城市的孤独感，但有助于让居民对周围环境感到更加亲近和舒适。 埃拉尔称：“对于人类而言，在数百万陌生人群中生活是非常违背自然的事情。”他指出：“城市的职责之一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建立一个让人们在这种环境中仍能友好相处的社会？当人们自我感觉良好时，这一愿望可能更容易实现。如果你觉得积极乐观时，你可能更愿意与陌生人交谈。”
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感到沮丧的一件事情是：持续迷路或迷失方向的感觉。一些城市比其它城市更容易找对方向——纽约网格式的街道使它相对简单明了，而伦敦大杂烩般的街区向不同方向倾斜，同时泰晤士河在其中蜿蜒穿越，非常容易让人找不到方向。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行为神经科学家凯特·杰弗里（Kate Jeffery）曾研究老鼠和其它动物的导航问题，他在今年的“意识城市大会”上指出，要感到你与某个地方有某种联系，首先需要知道这个地方在空间上是如何分布的。换句话说，你需要一种方向感。她说：“一些地方是旋转对称的，站在那个地方看去，无论哪个方向都是相似的。如伦敦市的皮卡迪利转盘(Piccadilly Circus)，这样的地方对于人的方向感来说简直是一个“噩梦”。
在建筑物内，方向感同样重要。美国西雅图中央图书馆以容易让人迷失方向著称，但这座建筑却荣获了多个奖项。诺桑比亚大学露丝?达尔顿研究这座建筑已有多年时间，并为此撰写了一本书。她在书中表示，让人不解的是，“让建筑师普遍推崇的这座建筑……”，其功能既然如此失调。
图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赢得了多项建筑奖，但有些游客表示它令人感到困惑，证明室内设计应该有助于人们建立方向感
该图书馆的一个问题是其巨大的单向自动扶梯，它只负责将游客从底层送至各个楼层，但游客上去后却难以找到下楼的通道。达尔顿称：“我认为建筑师希望让游客进行各种尝试，然后体验到挫败感，这有点前卫。不幸的是，当谈到导航问题时，我们有理由期望
它是简单明了的。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形很少出现：当你通过一条路线从A到B时，然后又被迫通过另一条路线从B返回到A。如果发生这种情形，通常会让人感到困惑。”在网络论坛上，该图书馆的一名用户评论称，“一旦我弄明白如何出去，我会赶快离开这座大楼，否则我会焦虑发作。”
城市就是这样：尽管面对设计和建筑上的种种不如意地方，无论是拜占庭式的图书馆还是不断扩张的停车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城市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这方面，一个看得见的表现就是蜿蜒穿过草坪和停车场的“心愿路径（desire lines）”，它标志着人们穿越城市时喜欢选择的路径，代表群众对建筑师和规划师所规定路径的自发“背叛”。达尔顿将它们视为城市“分散性意识”的一部分，是关于其他人未来可能会在哪里以及去哪里的共同认识。想象一下，如果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找出人行道和街道上的“心愿路径”（达尔顿称它为“社会性路径”），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她的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建筑师、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认同：成功的设计并不像丘吉尔所说的：让建筑塑造我们，而是让人们觉得自己对所处的环境有一定的控制。或者如杰弗里在“意识城市大会”上指出的，我们是“我们所处地方的生物”。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将是神经学与建筑学融合的新时代。
出品|网易科学人栏目组
译者|刘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