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人的尺度，大自然被再次纳入关注的范畴，城镇不再是一堆毫无感情的石头，而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花园。（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当代中国正值全球化和信息化兴起，城乡间人口流动频繁，流动和多元日益成为城市的常态。不同城市背景的人带来不同的审美和文化观念，一边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另一边又是呼吁保留历史文化底色。城市文化究竟该往哪里走?
建筑师是城市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有人说，到一座城市，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建筑。那么，建筑师如何看待城市文化的未来?通过建筑，他们能为城市做些什么，又有哪些困惑与建议呢?
最近，第五届城市建筑文化论坛就以“流动和多元”为主题，邀请400多位来自建筑界、文化界等领域的专家集聚一堂，共论当代城市文化的难题。让我们看一看，这些活跃在一线的专家们究竟在想什么。
中西方融合，现在不如过去
中国近代史学家、专栏作家、原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院长姜鸣：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时期，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在这么大国土面积上进行的伟大建设。
如果往前追溯，18世纪，中国的文化曾经让西方国家向往，在建筑中就有很好的体现。比如英国的古典建筑邱园，就体现了当时欧洲对中国建筑元素的喜爱。布莱顿的皇宫，西式建筑里运用大量中式元素，从画到壁纸，到吊灯。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建筑大规模进入中国，西式建筑取代中式建筑成为一种主流。西方的审美观念、生活方式大大影响了我们，使我们城市发展开始多元化。如何把东方的古典建筑和西方的现代建筑结合起来，寻找到文化的共生，成为很大的课题。
这个课题我最早看到由日本建筑师提出来。日本奈良饭店、东京歌舞伎座等，都是西洋建筑和日本建筑的结合。而在中国，从1910年到1920年，美国建筑师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筑的设计实践。比如著名的美国设计师墨非等，他们所做的探索，我今天都感到惊叹。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以及对尺度的把握非常精准。现在在北京、南京、上海的大学里还留有一些痕迹。比如复旦大学最近在重新改造的相辉堂，就是墨非在上海的宝贵案例。中山陵和广东中山纪念馆，也是中国古典建筑和现代西洋建筑结合的典范之一。上海的石库门建筑也是典型。石库门一般是传统三合院和欧洲住宅结合在一起。石库门建筑中，门头上有强烈的西方文化符号，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城市建设非常快，以北京为代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有很多元素是中西融合的。比如1959年的北京站，与我后来在美国看到的芝加哥学派建筑很相似。
反而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简易建筑，上海叫新公房。传统民居逐渐淡化，这些简易建筑成为中国城市建筑最基本的构成。
现在，中国城市总少不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风格的建筑并不多。我曾经在中国最南端的一座小城市里，看到了巨大的西方现代建筑。
我们的城市从南到北，开始变得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而且特别奇葩的建筑大行其道。如果未来，建筑史想要定义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中国建筑的风格，我想那就是缺乏风格。
但其中也不乏好的设计。比如上海的金茂大厦、新天地，但它们的设计师都是美国人，反倒做到了中西方的融合。我很惊讶，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实践，外国建筑师也在做。
我们从贫困走向小康的速度飞快。现在，城市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想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想想再过100年后，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城市文化形态?
城市建筑的背后是社会思潮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松：
城市文化，是人和自然共同创造的一个大符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里讲，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城镇文化。现在一讲到文化，就成了各种元素之间的对话，比如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建筑和文化的关系。文化究竟体现在哪里?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文化”这个词起源于罗马，它首先涉及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然后把它变成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关爱照顾的态度，完全有别于竭尽全力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态度。她的话，能让我们认识到城市建筑如何与文化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一些宏伟的规划，更注重塑造城市的核心功能区，把居住功能驱逐出去，这其实对城市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
中国建筑师也有对于城市建筑与文化关系的探索。比如梁思成，他认为北京的一些老城和河道，与北京文化是有关联的。我们早期的工程技术人员，文化修养是非常高的，直到今天来看，那一辈人对城市文化的认识都让我敬佩。反而是当代人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对文化的尊重远远不够，比如怎么处理四合院、河道等一些长期留存下来的人居环境。
芒福德说，城市是人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同时，城市又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个地方。柯布西耶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给我们提供有效帮助、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精准性的机器，一个能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周道、体贴的机器，它意味着舒适。它还是一个有助于安静思考的场所，说穿了就是具有宁静美。
关于建筑与城市，前人有很多种说法，总之，建筑不只是一个冰冷的物质状态，而是一个时代人们思想的浓缩，它跟我们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关系。如今，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之所以能诞生，恐怕不只是建筑师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机制问题和人的价值观问题。
有一本书叫《人类三大聚居地规划》。书里预言，从今以后事物将重新回到人的尺度，大自然被再次纳入关注的范畴，城镇不再是一堆毫无感情的石头，而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花园。规划师将在其中布置规模适宜和真正的社区居住单元。
这里，我举一个京都的城市创生案例。京都创生的理念，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做的。
首先，政府出台一系列非常细致的建筑保护法律。比如把京都按照不同形态，划分为不同色块，每个色块怎么保护，都有细致的法律依据。
景观地区限制土地开发，土地会被政府收购，当地政府没那么多钱，国家财政会提供资助。所以在京都可以看到很多好看的景观，目标是即使100年之后，这些景观都能传承下去。换句话说，公共财政不只用来保护建筑，还有景观。
另外，它限制建筑高度，控制户外广告。比如京都火车站，60米已经是最高处，后来又做了调整，现在最高只有31米。
京都还有很多传统的小房子，过去是可以随便拆的，这样低矮的房子他们叫町屋。当地政府后来建立了一个中心，专门告诉居民怎么来修町屋，运用很多新技术。居民修了之后一段时间就不会拆了。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差距很大，传统的房屋我们有的是，但如何将传统的房屋更新为适宜现代人居住的建筑，其意义更大。
我还遇见过一个案例，是京都的一个公共建筑，高度60米，长度400多米。施工的过程中，有400多项需要认证。评标专家组里，一拨是建筑师，还有一批文化学者，而文化学者在前面掌控方案。
一位德国建筑师曾经说，建筑师认为自己是创造者，总是时刻保持先锋性，但这不可能做到。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不能为了先锋，把建筑造得与城市格格不入。
文化是对美的追求。中国要建设美好城乡，就应该对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用放大镜体验城市的流动
华建集团华东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总建筑师戎武杰：
这是一个流动生猛的大时代。现代化的高速沟通网快速普及，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沟通方式，有人说因为移动沟通效率提高了，路途不再遥远，距离也不再是问题，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
流动带来许多城市难题。城市的管理者面临的冲突比以前复杂多了，而设计师关注的领域也比之前广泛多了。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机遇。建筑师是城市流动的观察者，同时也是城市流动的参与者。我们是双重角色，体验流动，也流动体验。流动带来对多元化的日益重视。我们都得用心，甚至用放大镜去体验，去挖掘一些不同的文化地理特点。
我举一个案例。比如虹镇老街的改造，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城中村，档次不高，但是有市井生活的活力。当初，尽管局促，但是居民不是单纯使用空间，而是把它当作日常生活场所的外部延伸。
改造后，它成为一个大型综合体，除了高层建筑，还有一些零碎的商业体。旧貌换新颜，原来好的场所习惯、空间习惯、生活的一面会不会就此失去呢?这是我们当初在设计时的关注点。
我们设计的关键点是，除了考虑开发商需求，还考虑到周边的居民，希望他们在这里能重新找到自己日常生活外部空间的延续。比如街巷化的空间。在综合体底层，我们把这个大建筑体切碎，制造出小尺度的环境。许多场所是开放的，可以为周边的居民提供活动，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依然是曾经的街巷，依然属于自己。我们特别希望老人和青少年，能在这里寻找到城市的文脉和场所精神。我们也做了一些有主题场景的商业街，实现商业目的的同时，还原一些里弄文化特征。
城市建设从过去的千篇一律，到资本力量下横冲直撞、过度开发。而现在，这些已经不是主流。多元生活的混杂，街巷的活力，小尺度的空间等等，这些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与认可。
让历史建筑被当代人所用
华建集团上海设计建筑研究院城市文化中心邹勋：
我是一名建筑师，但更多的时候，做的是传统文物和历史建筑的改造。
如今，政府已经把传统建筑的继承和发扬提升到民族精神的层面。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指导意见的通知，而上海很早就有这样的工作，比如怎样引导资本进入城市更新，而不是拆了建新房子。
这一点，上海体现得非常鲜明。上海近代的房子，曾经一度不受重视，它们都在持续被居民使用，就像欧洲的老城那样，这种状态就要求设计师和管理者，不能把老房子仅仅当做一个远离城市的展览品，更要在关注文物价值的同时，提供它的使用价值。
比如，上海的外滩并没有被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外滩建筑里有办公、商业、金融等各种企业进驻，城市文化以共生共融的方式进行着。这是目前我认为比较推荐的方式，那就是让历史建筑群仍然被当代人所用。
还有一些案例。比如，今天的城市酒店有两种类型，一是为商务服务，另一种是为休闲服务，帮助人们了解当地文化。有些休闲酒店集中在老城区，它不强调房间的面积，不强求必须要有游泳池，而是讲究文化个性，体现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
如果去欧洲，会发现欧洲老城区里到处是这样的酒店。比如爱丁堡的一家老酒店，非常小，但是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酒店大堂前台，有一张小卡片介绍酒店历史，然后告诉客人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区域，后面又是什么区域。
如今，上海这样更多强调休闲和传统文化体验的酒店越来越多，住在这里，就是一种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因此备受青睐。这些新的空间利用和建筑改造，都会成为未来城市文化的亮点。
华建集团华东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院总建筑师助理丁顺：
我讲几则案例。一是上海大悦城二期项目。我不是说它设计得有多好，我只谈其中顶楼的部分。顶楼空间本来是一个剧院，有一定的层高。但现在，设计师没有还原剧院，而是设计成艺术街区，有几十家风格迥异的特色店铺。上面就是摩天轮。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空间相比原来的剧院，更加有活力。现在去大悦城二期的人，都喜欢去那个地方，它成了一种空间亚文化的代表。于是我意识到，原来人们喜欢这样的公共空间。
另一个案例是上海“梦想改造家”这个电视节目，它本身只是一个秀，但它对城市文化是有利的推进，从人的本性需求来设计一个微小的空间。也许它们无法构成上海的整体风貌，但是它对微环境、微小空间有很大的意义。
虽然后来有人跟踪报道，发现居民的使用习惯依然很糟糕，但或许这是设计的理念和文化还没有被认同的缘故。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或是能力，为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做出引导。
我曾经遇到一位法国艺术家，他在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街头涂鸦，他的合伙人在法国也同样从事街头文化。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乱涂乱画，但是上升到艺术层面，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喜欢看这样的涂鸦，觉得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城市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对人也好，对物也好。
谈这么几件小事，我想表达的是，城市文化是多元的。我们可以把现代要素跟传统建筑做出融合，甚至创造性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延续其中的文化内涵，延续城市对人的关爱。如果每个人都从人的需求出发，思考城市的文化，我想这样的城市会更加包容，充满活力和魅力。
地理和气候是城市文化的底色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左玉琅：
现在讲城市设计，很多人理解成一个基础的物理形态，其实自然环境、气候环境也是城市的底色。城市的建设怎么利用这些特色和底色，体现城市的文化特征，是当代的一个重要命题。
对现代建筑而言，富有当地文化特征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信息时代，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所有的建造技术，所有的信息传递都能瞬时到达。过去讲究当地取材，现在不一样了，材料可以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所以现在的建造技术和审美信息化，势必带来建筑的同质化。全球的许多建筑越长越像，这很正常。
城市是流动的，建筑师也在流动。很多建筑师在各地做建筑，就会把他的理念带到各地去。大家都在交流，表达都是类似的东西。信息化时代，模仿也变得容易了，建造技术，包括规范的限制等等，都导致建筑之间长得很像。
那么城市建筑的根本区别还能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自然限制。比如山城还是水城，建筑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说，怎样保护好环境，甚至利用环境来造建筑，变得越发重要。
城市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城市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表征，这里面还有哲学问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北京建筑大气雄浑，上海建筑精巧细致，广东建筑由于气候条件，沿海地方为了抵抗台风，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这些建筑文化特征的本质就是人的生活，是哲学观念和生活态度。比如我们讲上海人的精细，就和它的建筑联系在一起。经济上精打细算，对品质有讲究，所以建筑也注重细节。北方建筑大大咧咧，相对来说整体和简约一些，不追求细节，这些都是地方文化的表征。
一个时代，有一代人的审美观念。建筑是一种凝固的文化，它印刻了城市不同时间段的文化记忆，彼此进行着文化的传递，这是建筑和城市文化的关系，有时候不是个人意志就能扭转的，文化共识无法强求，只能慢慢凝聚。
而当下建筑师能做的，是加强自身对文化的理解，通过努力助推城市文化的形成，使它的特色慢慢显示出来，而不是千城一面。我想，建筑师对待文化时，应该是谦卑的，不能把自己当成救世主。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